痴情鱼类 为人师表

宁 波发表于2016-12-4

  • 由昆虫学转攻鱼类学

1896年10月2日,朱元鼎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商人家庭,初名朱继炤。1903年到苏州同里举人吴子蕃处读私塾,先生给他取学名朱元鼎、号经霖。1913年9月入宁波斐迪中学读书,在此接受了良好的英文教育和近代科学启蒙。他常向斐迪中学校长雷汉伯了解西方文化,借阅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等英文书籍和报纸阅读,英文水平进步很快。朱元鼎曾回忆:“初读英文甚觉困难,但用心苦读,终归进益甚速,曾跳二级,六年课程于四年读毕。”

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元鼎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受该校祁天锡(N.GistGee)教授主讲《普通生物学》影响,对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祁天锡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1901年东吴大学成立时即到该校任生物学系主任。他治学广泛,在藻类、昆虫、鸟类、两栖类等领域都有建树。他的学问吸引了一批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如朱元鼎、胡经甫等。在祁天锡指导下,朱元鼎在1919年10月1日、1920年1月1日分别在《Dialectic Soochow》第一卷第3期、第4期发表《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Algae》上、下篇。

大学时的朱元鼎十分活跃,三年级时当选校“丽译会”主席,每周举办演讲竞赛、专题辩论等活动,还被选为东吴大学学刊《雁来红》编委。由于大学表现优异,经东吴大学校长、美国人葛赍恩(J.W.Cline)教授推荐,朱元鼎1920年大学毕业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任教。

圣约翰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大学。朱元鼎在该校生物系主任包达甫(W.M.Porterfield)教授指导下一边认真工作,一边潜心学习。1925年,已到北京洛克菲勒基金会任驻华代表的祁天锡,函请圣约翰大学推荐一位理科教员赴美留学。经包达甫教授推荐,朱元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跟随该校生物系主任倪丹(J.G.Needham)教授研习昆虫学。此外,他还选修了蓝天教授的鱼类学。这为他之后转攻鱼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1926年,朱元鼎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晋升为圣约翰大学副教授,教授昆虫学、鱼类学、遗传学、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等课程,并做昆虫学研究。在1928年后两年,他先后发表昆虫分类学论文4篇,发现绩翅目昆虫2个新属和9个新种。其间,朱元鼎发现中国鱼类资源丰富,然而鱼类学研究却基本由外国专家把持。他想到老家宁波,比邻舟山渔场,自古渔业繁盛,然而,东海里究竟有多少种鱼,人们却不甚了了。为此,他决定放弃研究多年的昆虫学,转攻鱼类学。1930年,他发表第一篇鱼类学论文《中国鱼类学文献》。1931年,苦心梳理中国鱼类学研究文献,出版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英文鱼类学专著《中国鱼类索引》。

1932年,朱元鼎再次赴美留学,师从密歇根大学动物博物馆馆长、著名动物学家C.L.赫伯斯(Hubbs)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原定2年的进修任务,于1934年2月获博士学位。同年,被圣约翰大学聘为正教授。1935年,他在圣约翰大学生物学专刊发表博士论文《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及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在鱼类学界引起广泛重视。日本学者特地用“元鼎骨”指称鲤科鱼类咽骨。1943年,朱元鼎当选为圣约翰大学研究院院长,1948年秋当选为理学院院长。然而,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尽管朱元鼎苦心钻研鱼类学,却困难重重,收效甚微。

1952年,中国第一所本科高等水产院校——上海水产学院(今上海海洋大学)成立,朱元鼎出任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1956年,他被推荐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会议,宣读论文。

1956年,朱元鼎被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国一级教授仅数百名。1957年11月,他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1958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水产研究所(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兼任所长和鱼类学研究室主任。在1960-1963年短短4年中,朱元鼎先后主持完成《中国软骨鱼类志》《南海鱼类志》《东海鱼类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等专著,基本厘清中国沿海鱼类资源种类和区系分布,为开发和利用我国海洋鱼类资源奠定基础。由他主持建立的鱼类标本室至今已收藏2600多种、4万多号鱼类标本,成为研究中国鱼类的重要研究机构之一。1960年,参加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会议的苏联代表,在参观该标本室时曾赞叹:“想不到中国解放才十多年,就有这样好的陈列室,而在我们列宁格勒是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呀。”

文化大革命初,朱元鼎被剥夺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但他排除干扰,在家里继续默默研究,于1973年与王文滨合作完成《中国动物图谱·鱼类》。文化大革命后,80高龄的朱元鼎不顾年迈体弱,为上海水产学院在上海原址复校,在医护人员陪同下专程赴京请示。1979年,国务院批准上海水产学院在原址复校(同时保留厦门水产学院),并任命朱元鼎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1983年,朱元鼎任名誉院长。

古稀之年的朱元鼎,痛惜时光流逝,争分夺秒坚持科研。1981年,在美国的儿子想接他去颐养天年,他回答道:“工作未了,我不能去。”1977-1986年间,朱元鼎先后和助手、其他专家合作完成《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福建海洋经济鱼类》《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福建鱼类志》上下卷等专著和25篇论文。

1986年11月,91岁的朱元鼎住进医院,但仍不忘《中国动物志》鱼类分卷工作,多次召集助手研究商议。12月初,一位学者寄来一篇鳜鱼方面的论文请他审阅。朱元鼎尽管已十分虚弱,仍坚持让助手读给他听并提出修改建议。这是他临终前审阅的最后一篇论文。

1986年12月17日,将一生献给中国鱼类学事业的朱元鼎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他身后把2千份珍贵的藏书和资料捐献给上海水产大学。农牧渔业部(1988年改为农业部)为表彰他敬业爱国的精神,特给予5万元奖金。家属知其生前遗愿,将全部款项捐献给上海水产大学。1988年11月1日,学校以此捐款给为基础设立朱元鼎奖学金基金会,并请何康任名誉会长,相重杨、刘江、舒文、孟宪德、佘大奴、陈铁迪、胡友庭任名誉副会长;由乐美龙任会长,陈坚、钱志林任副会长。从1989年开始,朱元鼎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

  • 鱼类学研究成果卓著

朱元鼎是中国鱼类学主要奠基者之一。他首次将比较解剖学应用于鱼类分类学;创新了石首鱼类分类系统;揭示了中国软骨鱼类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复杂结构;填补了中国鱼类地理分布与区系特征的多处空白。朱元鼎一生发表论著67部(篇),发现鱼类新亚科4个、新属10个、新种48个。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鱼类学知识体系,而且为摸清我国鱼类“家谱”奠定重要基础。为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在2008年12月5日建院30周年庆祝大会上,特别授予朱元鼎、朱树屏、钟麟等14名科学家为“功勋科学家”称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比较突出的工作。

  • 出版中国首部全面、系统的英文版鱼类学专著:《中国鱼类索引》

1930年至1931年,朱元鼎仔细梳理了中国鱼类方面的研究资料,先后发表《中国鱼类学文献》和《中国鱼类图说》(共9个部分)。1931年,他对1533种中国鱼类的研究文献,按分类系统进行了认真梳理,撰写出版《中国鱼类索引》。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首部全面、系统的英文版中国鱼类学专著,曾获1939年北平自然历史学会金质奖状。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鱼类学的经典参考书。

  • 创造性地用比较解剖学研究中国鲤科鱼类,发表《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及其牙齿之比较研究》

朱元鼎率先将比较解剖学,运用于鱼类分类学研究,发现大量新种、新属、新亚科,提出并建立新的鱼类分类系统,并在鱼类演化和系统发育方面提出诸多真知灼见。1932年朱元鼎在美国进修时,用比较解剖学方法对鲤科鱼类的鳞片、咽骨与牙齿进行比较研究。1935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及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发表。该著作揭示了中国鲤科鱼类鳞片、咽骨和牙齿构造与鱼类演化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鲤科鱼类分类系统的意见,并发现7个鲤科鱼类新属。日本鱼类学者为此特别用“元鼎骨”指称鲤科鱼类咽骨。

  • 创新石首鱼分类系统,发表《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

石首鱼类是世界经济鱼类,因其头部有一对大而坚硬的“耳石”而得名,如大黄鱼、小黄鱼、鮸等,尤以中国产量最大,但长期以来中国及世界石首鱼类分类存在一些混乱或讹误。

1963年朱元鼎同罗云林、伍汉霖,总结过去100余年来中国石首鱼类研究成果,依据在中国沿海采集的石首鱼类标本,率先从内部解剖入手,以鳔和耳石的形态和式型进行比较分析,突破性地发现石首鱼类鳔的分枝和耳石形态变化规律,结合前人习用的外部形态特征作依据,发现4新亚科、2新属和4新种,撰写出版《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

该著作厘清了石首鱼类亲缘隶属关系,使其分类系统更科学。不仅充实提高了中国石首鱼分类系统,解决了分类学上存在的紊乱问题,而且其研究方法为中国鱼类分类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因此,引起国内外鱼类学家重视。巴西学者将其译成英文,于1975年在荷兰出版。其后国外相继发表的涉及石首鱼类分类的鱼类学专著,均大量引用该书研究成果。该书被列入《上海市1960科学技术研究论文选集》,并获得1978年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 提出新的中国软骨鱼类分类系统,发表《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

朱元鼎与孟庆闻合作,在李婉端等学者的帮助下,在对73种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罗伦管和罗伦瓮的结构研究基础上,对以前没有定名的肩圈、腹管、颅圈、背侧圈等都予以定名,于1979年发表《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专著。

鱼类分类过去除外部形态特征,内部解剖特征较多地应用骨骼系统作为分类依据之一,但软骨鱼类的骨骼系统,不如侧线管系统和罗伦管系统具有各分类阶元的明显特征。他们通过内部解剖的比较研究,分析和观察各分类阶元侧线管和罗伦管系统的变化特征,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其亲缘关系和演化趋向获得深刻启示,提出一个新的中国软骨鱼类分类系统,侧孔总目新增设须鲨目、真鲨目、扁鲨目、锯鲨目;下孔总目新增设锯鳐目和鲼目。这是一项富有开创性的突破,对于鱼类形态学、分类学,以及进化理论方面都有深刻影响。该项成果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基本厘清福建鱼类资源,发表《福建鱼类志》

1984-1985年,90高龄的朱元鼎主编出版《福建鱼类志》上、下卷。这是他晚年主持编著的200余万字的鱼类志书巨著。

福建省鱼类资源丰富,然而缺乏完整、系统的区系研究资料,存在不少空白。为此,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75年下达“福建鱼类资源调查”任务。年届80高龄的朱元鼎组织专家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用5年时间完成对福建鱼类区系的调查,采集标本25000余号,之后又历时3载余进行室内标本整理与鉴定,编著《福建鱼类志》上、下卷。该志研究范围包括海、淡水鱼类共815种,几占全国目前已发现鱼类总数的近1/3,先后发现9新种,国内新记录12种,而且填补台湾滩、台湾浅滩鱼类区系分布的研究空白。

该志对已出版同类志书错误鉴定的种类做了纠正,对各种鱼的异名均作记述,为后人查阅资料文献及澄清分类学上的疑难问题提供依据。与以前国内外同类成果仅作单纯分类形态描述不同,该书对每种鱼尤其是经济种类,均对其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习性、经济意义及渔业利用等进行了描述。

《福建鱼类志》将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代表我国当时鱼类志先进水平,达到国际鱼类分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曾作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参展书籍,引起国内外同行好评,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 编制鱼类家谱,主持、指导《中国动物志》鱼类4卷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朱元鼎曾先后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中国鰕虎鱼类动物地理学的初步研究》《中国杜父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中国鲀形目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等,为完成《中国动物志》鱼类分卷奠定基础。

在年逾花甲之际,朱元鼎总结自世界著名分类学家C.林奈(Linnaeus),1758年以来分散繁杂的中国软骨鱼类资料,并根据以往十年采集的中国沿海软骨鱼类标本进行分析研究,在1960年出版《中国软骨鱼类志》。该志记载了中国沿海产软骨鱼类126种(其中发现7新种),分隶于60属,28科。这本书是国内外鱼类学界研究中国软骨鱼类资源、区系、分布不可或缺的参考书。1964年,他与王幼槐合作发表《论中国软骨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等论文。

朱元鼎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海洋研究所的鱼类学家自1954年起共同对南海鱼类区系进行了5年调查。历经8年辛勤研究、整理编写,于1962年出版《南海鱼类志》。他承担该志板鳃亚纲的撰写。《南海鱼类志》记述采自广东、海南岛及西沙群岛的鱼类860种,分隶于26目、164科、434属。该书记载了这些鱼类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指出南海鱼类区系特点是大多数鱼类属热带和亚热带,在种类组成上与印、澳海区区系相似;同时主要经济鱼类种类繁多,生长季节长,鱼类资源蕴藏量丰富。该书为中国海洋鱼类区系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也为我国南海渔业区与群岛渔业区海洋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1960年,朱元鼎组织国内主要鱼类学家对东海沿岸及各岛屿鱼类区系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所采集鱼类标本编写成志,并亲自审稿、定稿。他与张春霖、成庆泰主编的《东海鱼类志》于1963年问世。该志共记述东海海区鱼类442种(其中发现7新种),分隶于29目、152科,300属,按分类系统记载了这442种鱼类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各分类阶元均有总的描述和检索表。每一种类附采集地、标本量度、异名等。阐明东海鱼类区系特点,因受强烈暖流影响,大多数鱼类为热带和亚热带种类,又因沿岸寒流关系,亦有少数寒带种类。为我国东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础文献。

朱元鼎亲自主持和指导了《中国动物志》鱼类4卷研究工作,即《中国动物志圆口纲软骨鱼纲》(2001)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鲀形目海蛾鱼目喉盘鱼目鮟鱇目》(2002)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鲉形目》(2006)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鲈形目鰕虎鱼亚目》(2008),为摸清我国鱼类资源,合理利用鱼类资源,加强鱼类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 治学育人显大师风范

1958年,周恩来总理召集上海部分大学院校长和党委书记开座谈会。周总理鼓励朱元鼎搞好水产教育和科研工作,对他说:“你是搞水产的朱元鼎。党需要知识分子啊!”。朱元鼎动情地回答:“党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需要党啊!”此后,朱元鼎不顾年逾半百,治学更加严谨。在研究鱼类时,他反复观察实验,一丝不苟;在撰写论文时,他对文中的形态描述、图例都和实物再三比对,直到完全满意为止。为了正确引用原文,他不辞辛劳翻阅参考书,反复校对,一篇论文往往数易其稿。

80高龄后,朱元鼎罹患糖尿病,腿部肌肉萎缩,双手操作仪器颤抖不止,但他仍在家中坚持用解剖镜观察鱼类标本。由于没有转椅,他常常站着观察,直到累得气喘吁吁方休息。对于学术问题,朱元鼎严格要求,从不含糊。如在研究软骨鱼类侧线管系统时,为了搞清鳐类舌颌管背腹支穿连情况,他反复解剖、观察标本,查阅资料,以致连吃饭、走路时都在思考,非要弄清来龙去脉为止。他的“高龄、高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就,令学界惊叹。

对待后学,朱元鼎一方面严格要求,认真指点;另一方面悉心提携,甘为人梯。对青年学者,他制定了一套基本功培养计划,指出做学问要有锲而不舍的韧劲。在鱼类学研究室,朱元鼎和大家一样,为了方便实验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坐没有靠背的凳子。对助手撰写的论文,他总是认真审阅,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一篇论文常常被他打回数次,如助手流露出一丝难色,他就严肃地说:“这是千百年大计,要对后人负责啊!”对合作发表的论文,他屡屡要求把青年学者署在前面,自己署在后面,甚至提出不署他的名字。要求尽管严格,可一旦助手取得一点成绩,他都会热情鼓励。朱元鼎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著名鱼类学家,如孟庆闻、罗云林、苏锦祥、伍汉霖、金鑫波、宋佳坤、邓思明、赵盛龙、钟俊生等。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者说:“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我要抓紧一点,为你们铺路搭桥,也算是为国家尽最后一点贡献!”。

总结朱元鼎的一生,在他身上处处显现着一种“痴情鱼类,为人师表”的科学精神。“痴情鱼类”反映了他对科学的热爱,对学问的执著,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始终对鱼类学充满好奇,表现出一种不忘初心的情怀,一种学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为人师表”彰显的是他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建立了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并以卓越的科学家品格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后起之秀,使这种优良品质薪火相传。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朱先生以身示范,在他的学生孟庆闻、苏锦祥、伍汉霖等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师道精神。由此也充分说明,教师只有努力做到为人师表,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著名鱼类学家、多次婉拒院士提名的孟庆闻先生在《科学家的品格》中指出:“正是在朱老的辛勤指导下,我才走上从事鱼类学教学和科研的道路,我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就是在朱老的指导下完成的。26年来,朱老向我们这一代和更年青的一代毫无保留地传授了他的学术,更重要的是传授了科学家的可贵品格。”在2002年4月18日的一次采访中,孟先生还动情地对笔者说:“他引导我走一条路很不容易。治学严谨,怎么做学问、做人。这辈子没有朱老的话,也就没有现在的我。朱先生人品很不错,无形中是个榜样。”伍汉霖先生在《怀念我的导师》一文中说:“30年来我在朱老的谆谆教导下走上从事鱼类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朱老对我的工作有过不满也有批评,而更多的是鼓励、指导和栽培。”

由于朱元鼎的师者风范,1985年10月2日朱元鼎诞辰90周年暨从教65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为他题词:“桃李满园。”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写道:“朱元鼎是我们著名鱼类学家,朱老热爱祖国,热心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六十五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培育了大批人才,为我国水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96年8月16日,在纪念朱元鼎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欣然题词:“敬业奉公,为人师表。”短短八个字,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叶骏先生主编的《朱元鼎传》,孟庆闻、伍汉霖先生撰写的有关纪念文章,陆桂先生撰写的《朱元鼎和石首鱼类的研究》,崔槐青、李庭兴先生《给鱼类订“家谱”的人》等文献,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并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本文曾发表于由钱伟长院士任总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丛书,此次有所改动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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