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兴渔 爱徒胜子

宁 波发表于2016-12-4

侯朝海先生1912年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艺术学校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渔捞科起,几乎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水产事业。渔业——倾注了他49年艰难困苦的人生岁月,也充分展现了他著名水产教育家的社会担当和师道情怀。

20世纪20年代,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受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之邀,与冯立民等筹办起集美学校高级水产航海部。1925年9月,正逢而立之年的他,出任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校长。1924年、1925年,他联络渔业和海运界人士,创办航海专科和远洋渔业专科。这两个专科是中国最早开设的航海、远洋渔业大学专科专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到国民政府江苏省农矿厅、实业厅,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农林部任职,对规划中国水产、海洋教育与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一系列开创性贡献。

1931年,侯朝海在《中国建设》第3期发表《中央及各省应有之水产教育设施》一文,阐述水产教育对发展中国渔业的重要性,提出为补中国师资不足,聘用欧洲专家担任教师。该文对中国水产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思考和深入规划,系统论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水产教育应该采取的发展方针、培养目标,应该设立的水产教育机构,如何开展渔民教育等。侯朝海认为“水产教育以谋水产业之改良及发展为目的”,应着力“造就水产业研究设计之人员及水产学校教师;造就水产业之领袖人员及辅助人员;指导一般水产业者使之具有水产经营之知识及技能,又就时代的关系,分别造就水产业急需之人员及预备水产业将来发展之人员”。

在水产人才培养上,侯先生特别强调要重视学生基本素质与习性养成。基于水产业是一艰苦行业,加之中国早期水产教育发端于海洋渔捞人才培养需要,他指出:“水产学校教育因含有劳苦危险、秩序、生产、巩固国防等性质及地位,应选择体格强健耐劳之学生免收学膳等费以培养之,并认为渔业教育为海军预备教育的一种及便利养成海上耐劳有秩序的人才起见,应以海军教育训练之”。

在水产教育发展上,侯朝海先生十分重视中国早期水产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他提出“应设之国立高等水产教育机关及其地点”“应设国立水产专科学校,以造就关于水产之行政、教育、调查、试验等之高级专门人员”“大学中应设水产科,造就关于水产学理及事业两方面研究与设计之人员及水产学校教师”。他还注重水产科学研究和水产诸相关学科之发展,提出“中央研究院设立海洋研究部”,“设立、扩充水产研究所”,“筹设水产应需用人才之渔业技术人员养成所”,“扩充省立水产学校之设备并注重各项研究方面”,“水产科分水产动物、水产植物、浮游生物、海洋学、水产经济等门”,“注重养殖、制造方面”等主张。

侯朝海认为,“谋水产事业建设,必须注重克服水产教育在过去时期少整个的计划”,提出中央及地方三个发展阶段的构想:在第一个阶段,确定各级水产学校之制度,设立海洋研究部,中央会同沿海各省订定应采之水产教育方针,整理各省立水产教育机关,举办沿海区省立渔村师范学校,沿海各县渔业繁盛处由县经费各设渔民小学一所等;第二阶段应设立国立水产专科学校、水产研究所,国立大学设立水产科,扩充省立水产学校之设备并注重养殖、制造方面,推广渔民教育,注意渔村社会教育等;在第三阶段需扩充国立水产专科学校、水产研究所、大学水产科,扩充省立水产学校之设备并注重各项研究方面,提高渔民教育之程度等。

侯朝海先生处心积虑规划的这些宏伟蓝图,如今很多都一一变成现实,充分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与行动魄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侯朝海勤朴忠实的做人精神、敬业奉公的忘我投入、不畏困难的艰苦奋斗,中国的水产和海洋科教事业或许会延后二三十年。

比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水产教育几乎付之一炬。为使水产教育薪火相传,不致中断,侯朝海联合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校友会等人士共同呼吁,终于争得在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先设水产部,后设置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如果没有这一重要举措,不仅以往20多年的水产教育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中国水产教育势必于战后要重头开始,与国外先进水平将有更大裂隙。

抗日战争胜利后,侯朝海与李东芗、冯立民、王以康等共同发起成立黄海水产公司、南海水产公司、青岛鱼市场和中央水产实验所。与此同时,四处奔走,筹集经费,为恢复水产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据马忠英回忆,当时复校办事处设在东长治路302号中华水产公司三楼。约10个平方左右的一间办公室,两只旧办公桌、几把椅子、一只落地衣架、一只面盒架、一只小方桌。侯校长晚上就睡在办公室,一只小而旧的帆布折叠床,两条龙头细布棉被,加一只木棉枕头权做寝具。

侯先生的执著感动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1947年6月,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终获批复成立。此时,侯朝海主动放弃待遇优渥的农林部渔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渔业渔政局局长),出任3年不取薪俸的“再创业”校长。学校在复兴岛因陋就简办学,校舍是租借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农林部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的“四号”房,为一幢平房、两大间,西头一大间用作教室兼饭厅。学生宿舍是两个半圆顶的活动房,每间宿舍可住50名学生。国民党撤离上海前,“泰康”号和“重庆”号军舰停泊在复兴岛码头,蒋介石、蒋经国等经常在舰上密谈,复兴岛公园经常戒严,学生们无法进出岛内外,生活十分困难。美国飞机还常在上空侦察,试图轰炸电厂、码头等设施。在危急时刻,侯校长冒着危险来到复兴岛,将学生转移到十六浦华胜网厂。侯校长关心爱护学生胜过子女。不久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杨树浦路上的电车轨道被炸坏,瓦房倒塌。侯校长临危不惧,为新中国保护了一支水产人才队伍。从这批学生当中,走出了众多著名水产专家、渔业管理干部、大学校长和研究所所长。

回首1947年到1949年这段办学历程,侯先生不无唏嘘:“学校经费无着,完全靠校友支持勉强维持,教师来校兼课有的是尽义务的,有的是支低薪的,学生依靠抄讲义或半劳动以维持膳食,此外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由上海及华北的两私营渔轮公司辅助的”。因此,在经历新旧深刻对比的侯朝海,在1959年由衷感慨:“我今年已60多岁了,我的一生差不多没有离开过水产教育事业,水产教育事业的前前后后,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天,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祖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看看今天学校这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想想过去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悲惨日子”,侯朝海难抑心中感激和拥护之情。

今天,已声誉卓然的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其筹创均有侯先生奠基之功。据沈汉祥先生回忆:侯朝海“与当时主管大量渔业物资的渔业专家王以康先生等共同建议:在山东大学创办水产学系,并在联合国援助的渔业物资中拨让渔轮‘北岸号’和食品加工厂设备以及小型冷冻厂一套,并推荐笔者继朱树屏教授之后到水产学系主持工作。王以康先生原是湘雅医学院教授,经侯先生大力推荐后才从事渔业工作,其时校址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水产学系(今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如果没有侯朝海先生和王以康教授的建议和支持是很难办起来的。”

侯朝海也为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走向一所高水平特色大学奠定坚实之基。1950年秋冬某天,在华东水产管理局局长李人凤主持的会议上,副局长兼教育处处长方原,提出以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为基础建立上海水产学院。会议认为,为发展新中国的水产事业,在东、黄海之滨的上海建立一所水产学院是必要的,而且在已有上海水产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学院也是适当和可能的。经过一年多繁忙准备,中国第一所本科水产高等学府——上海水产学院,于1952年11月1日宣告成立。饮水思源,如果不是侯朝海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恢复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就不可能有上海水产学院和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

侯朝海关心学生胜过子女,成为上海海洋大学师生和校友至今流传的美谈。据林济时先生在1982年12月20日第103期校报第4版发表的《忆侯朝海先生》一文回忆:“侯先生平素生活十分俭朴。可他对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可大方哩!常常三元、五元地予以接济。”有次开饭时,他走进饭厅来看学生们吃些什么,发觉营养不够好。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就嚷起来:‘侯校长请客啰!’‘行!明天我请客,全都请。’他笑着答允。可大家倒不好意思了,这得花多少钱啊。第二天,每只饭桌上都添了一大碗炒得油香扑鼻的豆腐渣。侯先生看大家吃的满意,十分高兴,带点无锡口音幽默地说:‘乾隆皇帝也喜欢吃这个,称它为“雪花菜”。别看他贱,营养可不差。’”还有一个故事,讲得是有次侯先生带着一位学生出差,辛苦奔波了一番,眼见该吃饭了。侯先生就带学生走进一家面店,给学生点了一碗香喷喷的肉丝面,给自己却仅仅点了一碗“阳春面”。当时,物质生活条件还比较差,能吃上一碗肉丝面,已经是很大享受了。后来这位身居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的学生,每每谈及此事,总是感念侯先生胜过父子的师生之情。

这就是一位可敬可爱的水产教育家,“终生兴渔,爱徒胜子”,用他的勤朴、执著、无私和热情,为中国的水产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如果说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张謇,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开启了中国水产教育的引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首任校长张镠奠定水产教育之基,侯朝海无疑是中国水产教育,乃至水产和海洋科学研究事业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开创了中国水产史上很多第一,如建立或主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航海专科、远洋渔业专科、第一个鱼市场上海鱼市场、第一所水产专科学校、第一个综合性大学水产系、第一个中央水产实验所……,为中国水产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正如他的名字“朝海”,他面向大海奉献了他毕生的胆识、智慧和精力,引导着一代又一代师生和海洋人向着碧海蓝天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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